聂小蛮突然接嘴笑道：“景墨，你到了苏州，怎么连说话也‘苏州口音’起来？这种江湖邪术大多都是无稽之谈，如果真有这种邪术，那么只怕天下早就无人老老实实种田，织布，打鱼，造屋了。而且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；你又何必用这种圆滑世故的‘怀疑’的说法？”
景墨被聂小蛮一驳，觉得这话会使窦博易难堪，自己不能不辩白几句。
于是苏景墨丢了牙签，带笑道：“聂小蛮，‘怀疑’正是该有的的态度，你怎能就说我圆滑？你的话不免近于武断哩，这天下事我辈岂能尽知？所以多伴都只是略知一二，所以嘛‘怀疑’嘛，也是该有的。”
一旁的知县窦博易似乎提防这两人又要开始辩论，急忙放下了手中的茶碗，解围似地从旁接口劝道。
窦博易道：“算了，二位不要说笑话。这件事总是我一时有些糊涂，心窍被痰迷了，才小题大做，劳你们二位的大驾。现在你们坐一坐，我去打发人雇一只船，我们一同往天平山去散一散心。”
以上一番话是在吴县知县窦博易大人的后堂房间中谈的。正是初冬的季节，江南抗倭的战事正在全力进行，后方的民间未免呈露些儿不安状态。
苏州的隆庆钱庄上突然出了一桩窃案，失去了七千五百两的银票，案情非常奇怪。那银票本藏在一只很坚固的铁箱中，案发以后，箱门和锁完全没有损坏，箱中的银票却不翼而飞，还换了五个白纸剪成的纸人。
此时的大明天下，早就人心败坏，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。但人民贫穷的状况，却在周围四处可见。
哪怕是大明最富裕的的苏州府，也有残破的官仓，破产的商行，倒塌的城墙，破败的市场，那些瘦弱的、饥饿的、没有事做的穷人，似乎都在意识着大明王朝的衰落。
天底下的人民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。
日子对于市井小民来说，越来越变得艰难，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，很难指望在出生环境的基础上有所改善，穷人继续穷下去。绝大多数人的只是勉强活着，酗酒、赌博和偷盗越来越多。
一般上层富人们的所谓“爷”字辈的作风，除了极少数年轻和觉醒的以外，大半还是一贯地不顾现实地优游自得。“潇洒”、“圆活”、“多礼节”、“假客气”、“说风凉俏皮话”是他们的独特的态度；“赏花”、“看竹”、“饮酒”、“品若”是他们经常的风雅课题；“明哲保身”、“自扫门前雪”又是他们传统的人生信条。
下层的则是“懦弱”、“献媚”、“迷信”，更是要不得。说得干脆，愚昧迷信的风气几乎笼罩了整个大明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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